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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黨建云平臺

人工智能賦能智慧黨建智能化的價值意蘊、現實挑戰和應對策略

人工智能是引領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發展。隨著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的快速發展,其在黨建工作中的應用日益受到關注。2019年1月印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要積極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技術,創新黨組織活動內容方式,推進“智慧黨建”。2021年5月頒布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條例》也指出,要“注重運用互聯網技術、數字技術和信息化手段,提高工作效能”。可見,人工智能技術嵌入智慧黨建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也是黨組織保持先進性的應然之義。


人工智能賦能智慧黨建的價值意蘊


當前,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是一個互相銜接、循序漸進的過程,大體經歷了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數智化四個階段,智慧黨建的發展亦然。智慧黨建信息化的目標是建立與黨建業務相適應的軟硬件系統,通過黨建工作電子化、網絡化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數字化的目標是在信息化系統的基礎上,將碎片化信息整合為結構化數據池,數據從“被動記錄”轉向“主動驅動”,實現流程的進一步優化和數據重構;智能化的理想狀態是將科學、高效的黨建業務流程和工作方式用軟件程序固化下來,利用軟件程序自動去從事相關取數、統計、分析、判斷、決策等工作,智能化的關鍵在于數據的深度應用和智能化決策;數智化是數字化與智能化的深度融合,通過數據智能驅動業務創新與組織變革,實現數據采集→分析→決策→反饋的實時迭代,從“效率提升”躍升為“創新驅動”。目前,當人工智能逐步嵌入黨建工作時,在原有數字化平臺基礎上,人工智能技術為進一步推動黨的執政力、加強黨的組織力和動員力、強化服務能力、塑造廉潔形象等帶來了新機遇。


(一)科學方法讓業務管理高效規范。智慧黨建平臺按照“上云、用數、賦智”的構建理念,利用大數據、5G移動通信、虛擬現實、云計算等關鍵技術,把黨組織、黨員及群眾信息“上云”,構建了互聯化的黨務管理模式。通過將黨員發展、組織生活、黨費繳納、考核評價、組織關系轉接等業務線上化,實現了黨建工作目標化管理、過程化控制、規范化記錄和精準化考核,促進了黨建工作更加透明、高效、規范。


(二)輔助研判讓黨建決策有據可依。針對黨建工作信息分散、不容易量化的特點,建立大數據分析平臺,構建具有輔助研判功能的數據分析模式,實現黨建工作的可視化展示、差異化描述、預測化分析。首先,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通過對圖片、音頻、語言等各種類型的信息進行抓取和編碼轉譯,以數字化方式加以存儲,由此形成海量數據資源;其次,利用定量模型求解和分析方法,對數據樣本進行靜態分析以及趨勢分析,將分析結果以可視化形式通過開放接口予以呈現,為決策提供依據;最后,在決策試行后,運用大數據分析等技術通過匯總、分析數據,即時反饋分析結果,再結合人的智慧因時因地對決策進行調試、優化,保證決策推廣實施中獲得最佳效果。


(三)多元協同讓服務能力持續增強。人工智能賦能智慧黨建平臺,持續增強黨組織聯系群眾的緊密性。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基層黨組織組織力顯著提升,智慧黨建從組織力、服務力、協同性三方面發揮了良好作用。從組織力角度看,通過數字孿生技術壓縮線上組織層級,重構管理跨度、職權關系與業務流程,以數據全程透明推動組織結構扁平化;從服務力角度看,多場景應用優化業務流程,提升價值創造與傳遞效率,暢通黨群溝通渠道,縮短溝通時效,增強黨員群眾歸屬感與獲得感;從協同性角度看,依托智能手機、智能機器人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拓展平臺延展性與靈活性,以智慧黨建為中樞的服務體系更具協同性、便捷性和直觀性。


(四)技術優勢讓廉潔形象深入人心。清正廉潔的政黨形象是黨的本質的外化,不僅關系到黨群關系,而且關系到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評價,塑造廉潔的政黨形象任重而道遠。以“技術中立”為基礎的算法模型為公正決策提供了支撐,能夠有效遏制因主觀偏見、人情關系等因素而導致的亂作為現象,做到行有所止,助力法治思維的培養。人工智能嵌入有助于提升黨維護群眾切身利益的能力。在預防腐敗上,智能算法解析監督對象個人數據,模擬其社會關系網,形成多元監督網絡,預測行動軌跡,從源頭遏制腐敗;查處時,算法篩查對比其消費、資產與收入、職務,評估腐敗風險,提升查處科學性與客觀性。可見,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介入,形成人機協同的工作模式,有效提高監督工作的效率,有力打擊違法違規行為,鞏固了黨的先進性、純潔性,推動了黨的廉潔形象建設。


人工智能賦能智慧黨建智能化現實挑戰


人工智能賦能黨建工作,其實質是實現數字技術與黨建工作的進一步融合、智慧黨建智能化功能的躍遷。然而,在實際操作中,我們發現智慧黨建存在“智能化”之困,其原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黨建工作與人工智能運行邏輯存在根本差異;二是人工智能倫理安全導致黨建工作“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異化風險;三是復合型領導干部和“人工智能+黨建”人才隊伍的稀缺致使“智能化”之路難以落地實施。


(一)黨建工作與人工智能運行邏輯之異。根據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黨建工作的邏輯本質是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以思想建設為根基,以組織建設為保障,以作風與紀律建設為底線,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不斷提高黨的建設質量。黨建工作的運行邏輯是一個涉及黨的建設各要素相互作用、協同推進的有機系統,其核心是“以人為本”,注重黨性教育,激發黨員奮斗力,提升組織凝聚力;其特點是具有靈活性,需兼顧原則與人文關懷,允許彈性處理問題;其評價是以人民滿意度為標準,以社會效益衡量黨建成效。


人工智能是“利用數字計算機或數字計算機控制的機器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感知環境、獲取知識并使用知識獲得最佳結果的理論、方法、技術及應用系統”。其核心邏輯是以數據驅動和算法為核心,追求效率與精確性;其特點在于嚴格依賴預設規則和數據輸入,缺乏主觀能動性;其評價是以準確率、響應速度等技術指標為標準。


從以上分析對比可以看出,黨的建設是一項長期的、不斷發展的工作,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力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而人工智能作為技術的產物,并不具備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深度。因此,黨的建設與人工智能運行邏輯的本質區別在于人的意識是與社會實踐、歷史發展緊密相連的,而人工智能的“意識”是虛幻的,是數據排列組合的結果。


(二)人工智能“意識幻覺”之險。人工智能的“意識幻覺”是指人類在與AI交互時,因AI表現出類似人類的理解、情感或意圖的特征,而誤以為AI具有真實自我意識或主觀體驗的現象。“意識幻覺”的存在,給黨建工作帶來一系列風險與挑戰,特別是給黨員教育、組織凝聚力、意識形態等帶來風險考驗。


在黨員思想教育方面,由于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強化個性化信息推送功能,根據用戶需求和偏好生成推送內容,這就容易導致黨員只能接收到符合個人認知和偏好的學習內容和信息,從而限制對黨建知識的全面學習和理解。在組織凝聚力方面,首先,具有削弱組織協調力的風險。由于數據的無意識性,人工智能無法捕捉到人性情感的微妙性,如果過渡依賴技術數據,可能會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默契和信任度,進而造成組織凝聚力的降低。其次,組織領導力下降。在高度依賴人工智能進行決策的環境下,組織中人的領導力被機械的數據所取代,決策者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下降,使組織內部人文關懷和彈性處理情感事物能力下降。最后,意識形態風險。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是基于大量數據訓練而成,AI算法“黑箱”加劇了意識形態生成的復雜性,一方面,美西方國家利用智能程序、智能算法等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另一方面,深度偽造技術可以有意或無意地制造政治陳述或虛假新聞,引導公眾觀念偏向某個特定的政治或意識形態立場,從而對社會或政治環境造成深遠影響。


(三)人工智能“高端人才”之缺。技術的發展并不是無目的的或隨機的,而是受到人類智慧的引導和影響。人工智能嵌入黨建工作,歸根結底是滿足黨建工作的需求和創新。作為一種新興事物,人工智能的嵌入對領導干部的數字領導力和復合型專業人才的數量提出了挑戰。一方面,作為智慧黨建的頂層設計主體,一些領導干部對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認識淺顯甚至完全不了解,在方案設計中,從“源頭”上出現“外行領導內行”,拍板決策時出現“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現象,導致智慧黨建不“智慧”的尷尬局面;另一方面,“我國人工智能人才培養主要集中在算法、軟件和腦科學等技術層面,對‘人工智能+X’的復合型應用人才的培養則相對不足”。而“人工智能+黨建”復合型人才則更為稀缺,顯然這直接影響了黨建工作數字化轉型的落地實施。綜上,領導干部數字領導力的缺乏和“人工智能+黨建”復合型人才的不足,直接消解了黨建工作智能化的精度與效度。


人工智能賦能智慧黨建智能化的應對策略


(一)理念先行:人工智能賦能智慧黨建的科學指引。從信息化到智能化,關鍵在于數據的深度應用和智能化決策。智慧黨建智能化并非“物理”元素的簡單疊加和整合,而是“化學”元素質變后的優化。因此,在智慧黨建智能化的進程中,要實現人工智能與黨建工作的有機融合,需要有明確科學的理念來指引。


第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以人民為中心,是一代代共產黨人的樸素情感、思想認知和價值認同,是新時代黨治國理政的核心理念與行動基石。一方面,技術本身并不存在固有的價值預設,關鍵在于運用過程中使用技術主體理念的灌輸。人工智能賦能黨建工作的意義不是單向度的黨建過程現代化,而是以需求導向與價值導向為指引,將思想理念附著于技術之上,從而達到技術提升黨建工作質量和效率的目標。另一方面,在發揮技術優勢基礎上,要強化黨員主體地位,黨建信息化平臺設計需首先符合人的需求,激勵黨員主體能動性,帶動黨員善于利用技術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激發服務群眾熱情,由此進一步提升黨組織凝聚力和組織力。


第二,堅守黨建本質屬性。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是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成效的關鍵環節。人工智能技術與黨建工作有機融合,首先,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聚焦“兩個維護”,確保數據、內容、流程符合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其次,要堅持政治引領,找準基層黨組織的功能定位,從根本上增強其號召力與凝聚力,拓寬黨的政治建設的覆蓋面和影響力;最后,要以黨性教育為根本目的,將黨的創新理論、紅色基因傳承等核心內容作為人工智能賦能的重點,通過技術手段增強黨性教育的吸引力和滲透力。


第三,堅持系統思維發展理念。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既是相互聯系的整體,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統。系統思維是指以系統論的原理和觀點為指導,對事物進行分析和認識的思維方式。智慧黨建的發展與運用,不是孤立片面、互不相連的,在其發展應用中,要構建開放生態,打破數據孤島與部門壁壘,推動黨建與技術、業務、社會資源的深度融合,形成協同發展格局;要筑牢發展底線,在技術應用中強化安全意識,確保黨建數據主權、技術自主可控,防范隱私泄露與意識形態風險;要適應時代需求,需保持開放性與迭代性,根據技術發展、政策變化和黨建工作新要求持續優化。


通過以上理念的協同作用,可推動人工智能與黨建工作從“工具性結合”邁向“系統性融合”,最終實現“黨建引領技術發展,技術賦能黨建創新”的良性循環。


(二)機制為基:以機制體系保障智慧黨建效能提升。在人工智能環境下,智慧黨建需要準確把握人工智能與黨建工作融合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從價值引領、深度協作、法規約束等多方面建立機制,保障黨建工作順利運行及效能提升。


價值引領機制:堅持守正創新。技術價值要與人的價值、文化價值統一起來才能實現人的自由發展。智慧黨建倫理風險的防控,一方面,要從價值導向入手。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價值立場,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識形態屬性和發展規律,要將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融入算法設計與應用全過程,將積極正能量的核心價值觀融入算法“推薦池”。另一方面,要堅持人之本位思想原則。在智慧黨建視域下,黨建工作是核心要義,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是服務于黨建工作的創新手段,在構建智慧黨建應用場景時要堅持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理念和原則,決不能喪失了促進人的主體性發展的立場方向。


深度協作機制:提升運行效率。從系統科學角度來看,人工智能環境下黨建工作運行的倫理防控是一個復雜系統,需要強化頂層設計,以系統性思維推動智慧黨建主體協同、技術協同、資源協同。從主體協同角度來講,以國有企業為例,構建集團總部、二級公司協同體,打造網絡倫理風險防控協同體,以整體、高效的風險管理聯動機制克服分散的、單項的風險治理機制;從技術協同角度來講,要加強智能算法理論研究,掌握人工智能應用的核心技術,特別是加強算法“黑箱”、數據泄露、“信息繭房”等方面的規避技術研發,聯合地方政府、高校力量,形成技術協同體,夯實智慧黨建倫理風險協同防控的技術基礎。從資源協同角度來講,打造數據資源共享平臺。人工智能對于數據資源的依賴性,決定了思想教育、數據分析和智能決策的能力,要拉通數據資源,建立資源數據共享機制,從源頭上保證數據來源的準確性,強化黨建協同,提供數據支撐,打造人工智能環境下資源協同的“共治、共建、共享”新模式。


法規約束機制:保障健康運行。倫理制度和法律法規是推進智慧黨建健康發展的前提和保障,也是規避倫理風險的強制性約束手段。當前,世界上大部分人工智能強國都成立了人工智能倫理委員會,并制定了相應的倫理準則和法律法規,例如,2021年4月21日,歐盟通過了全球首個人工智能領域的立法提案《人工智能法》。我國也先后成立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專業委員會、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并發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則——發展負責任的人工智能》《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分別提出了八條治理原則和六項基本倫理規范,基于現有準則與法規,需結合黨建工作特殊性,針對智慧黨建應用中的突出問題制定專項準則規范。一方面,黨和政府應發揮引領作用,就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及數據安全問題提出立法建議,加快構建人工智能與數據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強化對數據主體與使用者的法律約束;另一方面,需建立智慧黨建標準化體系,從平臺標準化內涵與作用入手,構建涵蓋建設體系、設計體系與管理運營體系的標準化架構,推動政府、企業依據自身性質建立適配的智慧黨建平臺標準體系,為智慧黨建高效運行提供指導與保障。


(三)創新為綱:打造創新應用場景突破“智能化”之困。在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等關鍵技術的加持下,黨建工作的技術環境得到全面推進,為了進一步將人工智能嵌入黨建工作各環節,賦能黨建工作高質量發展,要創新人工智能應用,細化業務場景顆粒度,從黨員教育、黨建環境、黨群服務、輔助決策等角度,豐富業務場景,提升黨建工作效能。


基于人工智能技術打造智能個性化學習伴侶。可從學習形式、學習評估、學習建議三個維度對黨員教育進行場景設計,為黨員量身定制AI學習助手,依據個人學習進度、知識儲備及崗位特性,規劃定制化學習內容與路徑。在學習形式上,借助以DeepSeek為代表的大模型,幫助黨員提升文字資料重點提煉能力,同時運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結合內容創作輔助系統,通過自然語言交互激發創意,生成可視化學習內容,豐富學習體驗。在學習評估環節,依托大數據與AI技術,整合黨員在線學習平臺數據,構建智慧學習畫像,精準分析黨員知識結構與技能短板,為黨員個人發展規劃及組織培訓提供科學參考。在學習建議環節,可以將學習內容分為強制學習與自主學習兩大類。對于強制學習內容,利用技術手段進行學習督促與提醒;對于自主學習內容,通過分析黨員學習行為,挖掘其學習興趣偏好,實現個性化推薦。此外,通過數據驅動生成黨員教育管理可視化數據看板,助力黨組織科學制定培訓計劃與政策。


構建自主安全系統的黨建大模型。眾所周知,數據是大模型的“原材料”,大模型本質上是通過基于大規模神經網絡架構學習數據中的模式與規律的算法系統。數據的規模和質量直接影響大模型的性能,而大模型性能又反作用于數據的價值,二者相互依存,動態進化。出于對黨建工作安全性及意識形態領域正確性的考慮,我們要構建具有自主安全系統的非開源的黨建大模型。例如,利用中國石油集團自主研發的昆侖大模型,開發面向中國石油集團內部的黨建大模型。這樣既保證了信息來源可靠性、思想引領正確性,又能給廣大黨員和黨務工作者提供精準、前沿、可靠的黨建知識和時政要聞,在此基礎上訓練出來的大模型能夠實現正確的能力塑造,進而反哺數據生態,實現數據與大模型相互迭代的動態循環。


基于人工智能技術提供一站式AI智能服務。依托黨建大模型,打造集問答、寫作、視頻制作、會議紀要等多場景于一體的一站式AI智能服務平臺。通過建立黨建知識庫,擴容政策文件、業務術語、常見問題等語料模塊,結合 DeepSeek提示詞技術,快速響應黨員和黨務工作者需求;構建黨建工作智能體,存儲黨員教育標準、組織生活規范等管理規則與專家經驗,利用推理引擎分析大數據,為黨建工作生成決策建議,如針對黨員學習積極性下降制定個性化計劃,為活動參與率低的黨組織優化活動方案;引入智能教學專家系統,依據個體差異精準推送學習內容,診斷學習短板并提供解決方案。


(四)人才為本:構建復合型人才梯隊確保技術動能落地實施。智慧黨建的高質量運行,要靠人才的具體落地實施。從人工智能交叉人才培養、產學研合作培養,建立黨建工作主體智能素養培育機制等角度構建人才梯隊,為推進智慧黨建高效運行打好堅實基礎。 


鼓勵高校培養人工智能交叉人才。加快培養“人工智能+黨建”交叉學科人才,加快設置“人工智能+黨建”的專業課程,以高校、研究院所等機構為依托,大力發揮培養基礎研究人才主力軍作用,全方位謀劃學科人才培養,建設一批基礎學科培養基地,培養高水平復合型人才。


推進產學研合作的培養模式。整合高校、科研院所與黨建實務部門的資源優勢,搭建產學研協同育人平臺。通過聯合開展智慧黨建課題研究、共建實習基地、實施人才雙向交流計劃,讓學員在理論學習、技術研發與黨建實踐的深度融合中,成長為兼具理論素養與實操能力的復合型人才,為智慧黨建發展注入創新動能。


建立提升黨建工作主體智能素養培訓機制。構建分層分類、覆蓋全員的智能素養培訓體系,針對黨務工作者、基層黨員等不同群體制定差異化課程。培訓內容融合人工智能基礎、大數據分析、黨建數字化工具應用等知識,同時設置智慧黨建案例實操課程,強化實踐能力。定期開展智能技術競賽與經驗交流活動,激發學習熱情,推動黨建工作主體快速適應數字化轉型,提升智慧黨建工作質效。


文章來源于現代國企研究


關鍵詞:人工智能,智慧黨建,智能化